“贵州有‘仁义’的气场，应塑造经典的贵州人的精神内核”、“贵州正处在创造经典的过程中”、“敢于找出贵州文化的弊端，彰显贵州人的自信和开放”等富有冲击力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贵州第一印象
冯黎明：我对贵州的水很有兴趣，贵州的山和水跟湖北不一样，贵州的水很安静，山也很安静，相处很和谐。我印象很深的是花溪那条安静的小河，远方是一堆堆的山，水从它们面前流过，相安无事。
李建中：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贵州的“仁”和“义”很有特点，你看贵州的地名，遵义、兴义那是“义”，仁怀、铜仁、兴仁都有“仁”。最重要的是贵州阳明洞有一个王守仁。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他在南方没有“悟”，被贬到贵州，在龙场住了3年“悟”了，当然这个“悟”有他主观的思考，让人感觉贵州有一种“仁义”的气场，他置身于这个客观的气场里面再加上自己主观的东西综合之后突然就“悟”了。
张荣翼：就贵州的水和湖北的水比较来看，湖北的水有平静的水、流动的水、波动的水。但是贵州还有种水，一种是马岭河峡谷奔腾的水，湖北少见，一种飞翔的水。黄果树，一股水从天而降，结果水飞到半空中就散了，一股烟就飞不见了，那瀑布跟蓝天流在了一起。
唐铁惠：我到贵州的第一印象，或者说最深刻、最鲜明的印象，就是贵州有一种宁静、包容的感觉，贵州文化有一种哲学内涵，可以在这里感觉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一种人的灵魂与精神的升华，一种超越功利、超越世俗喧嚣追求的静谧。我对王阳明的“心学”比较感兴趣。中国哲学，尤其到宋代以后，明代心学发生以后，与西方德国古典哲学有很多相通之处，在哲理上都追求一种静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和悦静穆。追求一种心境的和悦静穆，也追求一种人际关系的和悦静穆。王学后来谈到的“心包万物”，或者“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其实那个理有一个特殊追求和含义。
李松：我踏入贵州印象最深刻的是桥。桥把贵州的山和水沟通起来了，因贵州是开门见山，是桥使山与山间经历了一种勾连关系。据我所知，贵州的造桥技术在世界上处于前列，贵州桥的类型、规模、数量都是相当大、相当多的。如何把贵州的桥作为一种文化品牌推广，不仅作为一种技术形象，且作为一种文化形象推广、宣传出去，成为一种景观资源，这方面大有可为。
李建中：湖北和贵州在历史上还有一个“桥”：文化传播。一是辛亥革命，辛亥首义是在武昌，副总指挥王宪章是贵州人；第二件事是武汉大学，其前身是武昌自强学堂，创始人是张之洞，张之洞的童年就是在贵州安龙度过的。他非常有名，十一岁写了《半山亭记》就在安龙写的。武汉这两件事都和贵州有关，真好似“一桥通南北天堑变通途。”
最深印象“多彩贵州”
张荣翼：我对贵州自然景观有很深的感触和感情。“多彩贵州”，多种颜色。绿色是黄果树瀑布。红色，应该是遵义了。贵州是矿产大省，也算黑色了……笼统来说，最深的印象还是“多彩”。
唐铁惠：贵州山水从审美角度来说亦庄亦谐，具有各种美学形态，有的优美、有的崇高，有的甚至还不失幽默和滑稽。贵州话的一些俗语、一些习惯用法挺幽默。贵州文化特色和这几年贵州大力向外宣传的“多彩贵州”非常一致，印象也最鲜明。贵州民族多、山多、水多。而且，由于它地域偏远，和外界交流相对少一些，所以它保留的文化原汁原味多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给人一种新鲜感。我认为，贵州的多彩文化要设法保留自己的特色。
李松：贵州文化要建设好，我的建议是：第一应重视贵州基础文化工程建设；第二应有贵州文化的思想建构；第三应发掘贵州文化的一种地方性支持；第四要发现贵州文化的普世性价值。
冯黎明：阳明跑到贵州来以后就谈到“致良知”；贵州屯堡文化是儒家中原文化从中心到边沿的留存。贵州文化的优势是一种伦理上的优势。我建议贵州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工作，就是要寻找到一个贵州特有的伦理优势。我觉得“仁义”是贵州文化的内涵，在这方面可做一个思想文化上的挖掘。
张荣翼：文化的发展是动态的，发展动态文化要不断融入新鲜的文化，贵州文化在不断发展中要不断吸收、融入新文化。我刚才说对贵州最初的印象是水，这是感性印象，我还有种理性印象，就是贵州在全球的地位、在中国的地位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黔无驴”，说的是贵州的封闭性，贵州其实很冤枉，就说夜郎自大，其实滇也很自大，他们就脱开干系了，结果把夜郎自大说进来。滇和夜郎都有干系，但是“流传青史”的是夜郎。
李松：对贵州文化首先要接受它的多元性，比如说屯堡，是外来文化，是汉文化，是移民文化的留存。贵州本土文化，它也有很多层面。比如说，这次我们在花溪开会，贵大有位老师就讲到西方基督教传入贵州；梵净山佛教文化；王阳明儒家文化等。所以，要坚持一种现代化多元的标准。
塑造贵州需要一个经典
李建中：一提到云南，提到云南印象，大家都会想到云南的一台歌舞，然后就是它的领军人物杨丽萍，她是一种文化的核心力量。但“多彩贵州”的文化似乎还缺乏一种核心来吸引大家。
贵州文化缺少一个经典。比如说湖北歌剧《洪湖赤卫队》，它既是一个红色经典，又是民俗经典，它把湖北的方言、湖北的民歌，还有湖北的风景都唱进去了。还有云南的《五朵金花》、《阿诗玛》等文化经典，它把云南的精神、风貌、自然风光展示在国人眼前。而贵州还处在创造一个经典的过程当中。大型歌舞《多彩贵州风》等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当下是在为贵州创造一个经典的过程。
张荣翼：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我想有两条，一条是，政府牵动下，创作排演大型歌舞《多彩贵州风》等。另一方面，让老百姓发挥自己的主动权，因为有些文化传承是体现活态的人身上。好似张艺谋《千里走单骑》中那位坚持行走的孤独者，在那种文化里，他一直在走。
李松：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发展，同质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所以才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如何现代化？本土文化如何全球化？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这方面来说，例如某些民俗，它是属于各个少数民族都共有的，但是哪一部分，哪一个特质是属于贵州某民族特有的，就应该把它凸显出来，还要从产业化的角度注册成一个知识品牌。只有这样，贵州的品牌才能走出去。
唐铁惠：把民俗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形式加以保护、传承或发扬光大，也就是把它的形式艺术化和审美化，但这个文化本身的内容上，实际上是非艺术、非审美的。其核心是宗教、祈祷仪式等，它原有的有些文化功能在现在的保护中事实上丧失了。保留下来的仅仅是它艺术审美的外在形式。而没有了文化自身，没有了它原发生时应该具有的功能。我们把它“去功能化”了。因而，我认为文化的发展有时需要一点对外在因素的适当拒斥。
冯黎明：维持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性，让它自己去发展，是要发展有一定价值和正面的东西，还有一种文化，它确实属于过去，没办法让它自然而然的存在。像苗族岜沙汉子镰刀剃头，那可能就得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和时间来保护它。因为不可能让它生，它就有可能自灭。比如少数民族的一些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现在去讲，确实没什么人听了。听众到哪去了，都到卡拉OK厅去了，都看大片去了，这个时候确实要花点钱，请几个人来真正把它保护一下。还有另外一种文化，它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社会实践的价值，存在这种价值的东西就不要太干涉它，让它自生，它也能够自生。自生不是说要放任，而是说外来少对它进行一种干预。引导规范这个意义上来说，让它保持它自然的发展状态。不是说，我对你不做任何一种扶持，而是说不要用我的观念和我的意念来改造真正意义上的你。还是保持你的自然发展，就像我们在自然生态的建设上，保持它生态平衡的本身去建设自然和改造自然。而不是破坏它，让它符合主观的意志和目的，而是恢复它的原生态。对地域文化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而言，让它自然发展比人为的、外来给它设定一个标准要更好一些。
贵州人是贵州文化的重要内核
李松：多彩贵州应有多重解读，首先应把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些历史承接下来的一些经典文本做一些改造、编排。比如“黔驴技穷”新解。其次把爽爽的贵阳、绿色贵州、可持续发展的贵州融入《多彩贵州风》演出中，向全国推广。再者对原生态文化的解读缺席很多，还需多发掘。这是对它的尊重，不仅仅是一种观赏。比如铜鼓，一些讲解员一说就说铜鼓有多大有多重，在世界上可以排名第几，我想作为旅游这确实是吸引人的一面，但是我想还有铜鼓文化的深层次讲解。讲解员只从一个角度去解读铜鼓，忽视了另一面。
张荣翼：在我们的文化建设中，应有一个好主题，就是要塑造贵州人。不能光有山水和茅台酒，还要有贵州人，这是一种文化的核心力量，也是一种伦理内涵，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传播，还有精神伦理上的传播。云南五朵金花和阿诗玛，表现了女孩子的多情和执着，它里面就有伦理内涵。所以多彩贵州宣传手段要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塑造贵州人，塑造一种贵州精神。
唐铁惠：建立一种文化自信主要的诉求是放在自身之上。首先开掘我们文化自身的更深内涵。我看过一些关于贵州歌舞的演出，在形式上，感觉文化特色地域性的东西有点被遮蔽，没有一个内涵作为它外在形式的强烈支撑，觉得对地方文化，从审美和艺术的宣扬上，应更注重开掘它的内在内涵。这个内涵说深一点可能是哲学的，也可以是宗教的，还可是伦理的。文化自信一方面要借助外来文化，但重点更应放在我们自身。自身打造是否过硬、开掘价值是否深刻，决定自身特色是否真正凸显。这样，地域文化才能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李松：爽爽的贵阳是根据它的气候优势提出来的，怎么结合民俗旅游来做好爽爽的贵阳这篇大文章？民俗包括很多方面，像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语言民俗，具体来分的话，民居、饮食、服饰的民俗、语言的民俗，这些方面可以结合到休闲娱乐当中去，融合到爽爽的贵阳这个旅游品牌当中去。因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民俗方面贵州大有可为。
